塔吊在塞纳河岸边站成一把巨大的丁字尺，裁量着巴黎早上灰蒙蒙的天，它也是哥特式的。圣母院修复一新的石像鬼们高高在上，重复着几个世纪以来注视人类时惯有的沉默。
2019年4月，那场大火吞没了圣母院，包括中世纪屋顶与十九世纪塔尖在内的大部分建筑被毁。彼时的我正困在设计院，囿于某一版中法农科园的示范区方案，只能遥远默哀。后来看到那些新构想：玻璃尖塔、森林屋顶、光影纪念碑……全球各地的建筑师们纷纷贡献着重建方案，可法国人还是选择了让圣母院回到原来的样子。
如今，我站在已重新开放的教堂脚下，仰头看着塔吊钢臂与飞扶壁的同框，有些感慨。“修旧如旧”，本就是一场自欺，人们修复建筑，也是在修复内心那份不愿承认的恐慌。哪怕需要石头来帮忙说谎，哪怕会新伐上千株百年橡木，哪怕对历史有一丢丢僭越，大家都更情愿相信，一切都从未失去过，那场大火只是文明的逼真噩梦罢了。我们渴望永恒，却总要通过失去来相认。
手机突然推送了一条消息：卢浮宫失窃了。
我正在用拍照翻译圣母院施工围挡上介绍修复工艺的文字。抖音上有人实时播报，一公里以外的街区已经封锁，卢浮宫也紧急闭馆，好嘛，见证历史了。
卢浮宫是去不成了，我的思绪却开始脱缰，立刻按照『飞天大盗』的配置编排起一出戏码：乔装的游客，复制的蒙娜丽莎，要有黑客与内鬼，还要有美女和摩托车。后来才知道，失窃的是拿破仑时期的王室珠宝，劫匪用角磨机切开展柜就得手了，技术含量略高于电瓶偷盗、远低于智取生辰纲，实在潦草。
目睹两种空间事件，给我的感觉有些违和。
圣母院在全世界注视下展露自己的残缺，这残缺是如此盛大，以至于本身就成为景观，而卢浮宫却在不远处，在戒备森严的秩序里失守。卡尔维诺曾写道：“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，就会抹去。”修复与失窃都在做同一件事，就是把消逝变成了直观的感知，只是前者用图纸和资金，后者用空白和警报。修复是慢镜头的失窃，失窃成了快进的修复。我搜索出当初圣母院失火时的新闻照片，灾难后的残垣像一个文明最终的模样，她被精心固定在原地治疗。而卢浮宫失窃的那件珍宝，也许正躺在某个手提箱里跨过边境，开始了没有终点的流亡。两件文化遗产正在以相反方向运动着。
修旧如新的法则没有教会我如何去理解这种辩证的失去。或许，遗产不在于教堂或馆藏，而在于我们去学会如何与缺憾相处。就像此刻，在机舱昏暗的光线下，我手中这支只剩最后一口的约翰走路酒伴，与舷窗外深邃无言的北大西洋，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。
